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独家:中国当代文学是时代使然的失落还是垃圾?

顾彬最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这位素以严肃严谨著称的德国汉学家矛头直指中国当代文学,坦率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不高,存在种种弊病,诸如作家不敢直面现实,“胆子特别小,而且互相看不起”,中国作家缺乏自己的声音等等显然,这个报道相对公正,厘清了此前媒体炮轰顾彬“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传言。不过,顾彬也不否认说过某些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更认为“垃圾论”其实是某些中国作家所言。不管如何,顾彬的话还是值得尊重的。国人要从骨髓里剔除“自己做得,别人说不得”的糟粕心态。2006年的中国文坛颇不平静。在铁凝执掌中国作协的欣悦中,风雅的文人文学却和世俗的“恶搞”结缘,并形成了大众娱乐的潮流,成为众人口中的飞沫谈资。从韩寒与白桦的网络对骂到诗人赵丽华的“梨花体”诗;从渴盼被包养的小男作家到曾经著名的东北作家洪峰的上街乞讨;从诗人叶匡政《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到作家残雪发表长文《中国当代作家的自卑情结》。覆盖作家头顶的光环不再,既有大众揶揄化的外因,也有作家主动亮丑的自虐。德国汉学家的炮轰不过是身处庐山的国人猛然警醒而已,与中国作家的自我评价并无多少偏颇。其实,中国文坛的这种境况不过是时代使然的文学失落。应以理性和具体的时代观点动态分析,才不致走偏。透析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必须予以科学的断代。广义的当代文学应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而狭义的范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机制以来的中国文学。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文学的大师们尚在,郭、老、茅、巴、丁、沈、冰等人由于“极左”时代的限制,经历了30年左右的蛰伏期,他们建国后的作品为人称道者并不多。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失落”。这帮“文学大师”被时代绑架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老舍无奈将自己心爱的作品《骆驼祥子》从16万字“腰斩”到9万字,如矛盾将《子夜》删改620处,如叶圣陶将《倪焕之》痛苦“截尾”。从1977年刘心武发表《班主任》开启“新时期文学”之门到20世纪末期,为当代文学的第二个“失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如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冯骥才等有的是“文革”惨痛生活的砥砺,亦有政治、文化和个人命运的沉沉思考,此为优势。然,作家们被边缘化到荒野乡村,与文化几乎绝缘的事实,却使得这些人在文化底蕴和个人修养上永远达不到现代文学大师们的高度。故而在8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帮人几乎是江郎才尽。趁势而上的中生代们如铁凝、洪峰、莫言等却赶上了功利诱惑和文化多元冲击的尴尬,很多人无法坚守文学的底线而迷失自我也就自然而然了。这同样是时代所造成。至若21世纪以降,没有王蒙们惨痛经历的新生代们更少了现实生活滋养的土壤,玩文学、玩概念,拼命吸吮被阻隔的西方现当代的文学思潮成为时髦。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被新生代们视作圭臬,表现的是自我心灵的迷惘、痛苦、解嘲和揶揄,这种表现自我和曲笔反应社会现实的现象则是中国社会开放多元的时代必然。文学作为文化的分支,烙上时代的印痕无可回避。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迅猛同文化建设是不同步的,即所谓软硬实力存在着不平衡。欣悦的是,现时代少了政治的桎梏,当代文学的纷乱、轻浮和失落迷惘可能只是处于调整期,即在面对突乎而至的思想自由和没有人为围栏的世界文学浪潮冲击下的手忙脚乱和突然窒息。因而,21世界的中国当代作家要比其前辈幸运得多,因为再也没有阻碍和限制其思想的闸门。而这,是文学家们从事创作的根本。但不得不指出,这帮人在生活的根基上不如王蒙和铁凝们,而在文化的修养上更比不上矛盾和巴金们。中国会宽容给予这帮人足够的时代适应和思想调整,但更希望幸运的21世纪的当代作家们莫滥用时代的恩赐,莫放纵自己的本能。期冀作家们沉没于生活的洪流,积累起文化的思索,从自我的想象会转到普遍的“人学”上来。伴着中国复兴的节怕,给人类奉献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作品。必须说明的是,作家不可能和经济绝缘,也不可能不涉功利。西方社会的文学走入市场,以畅销排名衡量作者价值已成惯例。中国的作家们自然也不要自绝于市场,视所谓的作家富豪榜为畏途。如此,则无法和世界潮流对接,更是理性主义惯性思维的遗留。特定的时代可能造成文学的失落,但多元开放和上升的时代则逼迫作家们提升社会责任去和唱响时代的主旋。21世纪的中国当代作家要从德国汉学家的偏激棒喝中警醒,学习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融入时代创作《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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