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冷漠”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就在半个多月前，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强大寒流，让全国不少地方，都经历了严重的“倒春寒”，辽宁省更是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但是，寒冷的不仅仅是天气啊……    3月4日的傍晚，在风雪交加的305国道上，辽宁省大洼县的农民工刘明明，不幸遭遇了车祸，身上多处骨折，同行的伙伴和司机，为了救他的命，竟然12次向人们下跪求助。而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      住在小屋子里的老汉，死活不愿开门；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很客气地拒绝让伤者进屋。还好，他们拦下了一辆丰田车，里面坐着俩穿警服的人。但这辆车只开出一公里多，司机就催促道“这儿有个小诊所，你们赶紧下车吧”，说自己还要去“接领导”，工友哀求他：“再送一程，至少找到个大点的医院吧？”，没料到，车里的人倒急了：“再不下车，我揍你们！”大家无奈，只好下车在雪地里苦等。先是来了辆警车，可是，一见到这帮拼命挥手求救的人，已开到跟前的车，却猛打方向盘，绕路跑掉了。终于，又等到一辆120急救车，但司机却冷冰冰地说：“我后面还有人呢！”“难道您不是120车吗？”“我不是本地的120。”司机撂下这句话，扬长而去。只能就近求助的、“胡家镇康复诊所”，也死活不同意接治，还不让刘明明躺到病床上，甚至把他就搁到了屋外的雪地里。    在绝望中，大家总算还遇见了好人：小卖部的老板娘，给他们提供了一辆简易货车，由派出所教导员付红军驾车、赶往医院，但走出10公里之后，厚厚的积雪，让车再也动弹不得。付红军跪在地上，边用手扒雪，边挪动车……从刘明明受伤到被送进医院，他们足足用了5个多小时，但24岁的刘明明，仍因为“抢救不及”而停止了呼吸。   对于新华社的这篇报道，今天，我看到不少媒体都配发了评论，矛头直指当今社会越来越残酷的“群体性冷漠”！“刘明明不是死于暴风雪，不是死于自然的寒冷，而是死于人性的冰点，死于道德的严冬。”（《新京报》）    其实，这不是个案——面对大庭广众之下的行凶作恶，多少人都曾袖手旁观，而面对企图跳楼的自杀者，也从来不缺少有围观起哄的。对那些“见死不救”的老百姓、小诊所，我们不必太苛责，或许他们的确是没有能力，也可能是被各种骗局、敲诈吓破了胆、担心“惹祸上身”，引来官司和赔偿。但最令人愤怒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警察、还有救死扶伤的医生，竟能冷漠到放弃自己神圣的使命？120作为政府开办的特殊社会福利性事业单位，对公众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而靠“纳税人”的财政供养的警察，见死不救、临阵脱逃，按照《刑法》第397条和公安部《110出警工作规则》第11条，就是渎职，就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我认为，评论此事，绝不能总停留在“道德指责”和“法制教育”的层面。从来就没有建筑在半空中的“道德规范”，“善良”与“正直”，必须由衷地发自人们的心底，而绝非“政绩”与“口号”。我们需要反思，导致社会的“群体性冷漠”的“制度性原因”！    为什么“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论调越来越强烈？是因为太多的人，总觉得这个世界，不过是由某些人说了算，与我无关！特别是，在集权主义的世界，随时可能被剥夺自由和权利的“恐惧感”，会常常萦绕在人们脑海，自身都难保，何谈关心他人？这个时候，人们都会追求避世型的“消极自由”，也就是“不说”；而“积极自由”的境界应该是“说不”，在从不敢“说不”的制度下，绝不可能蕴育出“现代公民社会”。    民主、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强大的公共话语空间和参与决策的平台，如果这个空间太狭小、甚至被权力者任意取消，大家也只有“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假如连最基本的“表达权”、都处处受压制，那么关键时刻，就没有人再敢站出来说话，勇气都没了，“见义勇为”怎能不成为奢侈品；如果全社会，大多数人的自由，必须让位于少数人的意愿，那么衙门习气、官场作风，也会压倒一切公共利益，“接领导”就肯定比“救伤员”重要得多！    而“我不是本地120”这句话，更是说明，普遍的社会责任，同样也正被各种利益和权力体系所肢解。对外，“画地为牢、条块分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内，说一套，做一套，撒谎成惯性，虚伪当光荣。如果公平、正义，缺乏真正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那么，“潜规则”的阴霾就会弥漫于天空，人们心里的那盏“人性的明灯”就早晚会熄灭。   不过，在这个极度悲凉的故事中，我们也看到、依然有好人的身影！正因为，还有这样朴素、善良、正直的人们的存在，令我对社会的未来，从没丧失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