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多维省思

本文刊发于5月15日美国侨报、5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四川汶川12日下午发生芮氏规模7.8强震，灾情波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贵州、湖北等省市，灾区死亡人数超过1.2万人，倒塌房屋50余万间。至笔者截稿时至，汶川地震震中地区约有数万人仍杳无音信。   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打了处于迎奥喜悦中的国人一个趔趄，也使全球和国人目光一下子集聚灾区。人命关天，中国党、政、军、民当将救灾当成了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震灾发生几分钟后，震灾信息就通过公开的媒体管道播发出来，使全国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灾情信息。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透明，既是对5月1日甫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践行，也体现中国政府在遭遇突发性公共危机时执政行为和思维的双重进步。   时空拉回至同样震级的1976年的唐山，那时人为的信息壅塞不惟使救灾工作处于黑幕状态，也使全国民众陷入恐慌之中。当时除了泛滥的谣言，还有全国人民齐集街上搭防震棚的现象。从而形成信息不公开态势下不仅形成了不了有效系统的救灾合力，反而使全国各地过度消耗了和震灾无关的行政、财政、舆论和民意成本。2004年的“非典”肆虐同样如此，起初的疫情信息不透明，也造成了全民性的恐慌。所以，此番汶川震灾固然惨烈，但由于政府信息透明行动迅速，有效地舒缓了民众的心理压力，使高层决策、国内外救援、舆论载体和民意指向，有机融合成一股力量，源源不断地流向灾区。这种力量既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和意识的进步和升华，也濡染着普世的人类大爱，还有现实的物质和财富的奥援。人们有理由相信，当然也默默祈望，这场震灾所致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能够降至最低限度。   一切为了灾区，灾区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将灾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断壁残垣之下，瓦砾灰堆之中，都有渴望救援的生命在翘首期盼，都有恐惧的灵魂和焦渴的眼眸需要救赎的光明。所以，人们希望舆论载体和救援机构由此更新思维，将更多镜头和版面留给灾民，而不是讴歌救援者的所谓奉献精神。在残酷的自然灾害面前，救援的机构和人群并非灾民的救世主，而是惺惺相惜情境下的自我救赎，是平等博爱的生命自救。公众期望，不幸的灾情之后，我们的社会不再有宏大叙事式的总结和滥情式颂歌，而是从悲情中学会珍重生命，将活着的意义向自主性和权利性转型。   除却震灾给予中国社会层面的深度影响，人们也不得不省思关乎地震预警预报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中国早在东汉时代，就有张衡发明了能够准确预报地震的地动仪。然则近2000年过去，信息时代的人们在预报地震技术方面并没有本质的进步。但笔者所憾者并非仅仅人类科技发展的局限，而是人类是否过于自信、麻木或太过迷信技术？本次灾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诸多异象，如离汶川很近的绵竹近日出现大规模蟾蜍迁移，如湖北恩施水塘突然干涸等。这些景象或被专家们忽略，湖北“科学”解释为正常。异象和天灾间的联系，古人经验主义的总结，固然有许多糟粕，但是如果被科学全盘轻漠，科学就会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霸权逻辑。而这种独断，也可能造成无尽的灾难和莫大的悲剧。   而讽刺的是，也只有当悲剧发生之后，专家们才会恍然大悟，拿出诸多事后诸葛的数据论据来作于事无补的“科学”阐述。   这种倒置的逻辑应该拨乱反正，科学家们看来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科学家们如果有吸纳古今中外的宏大视野，而不仅仅坐在科学仪器前分析单纯的数据，那预测的准确性是否更为客观一些？   奥运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考验，年初雪灾，此时震灾。自然灾害是坏事，然而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因为突如其来的灾害不仅考验政府执政能力，也使中国接受全球聚焦下的考验，也可以说是接受全球的监督。中国或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承办好奥运，但是彰显自己的软实力，体现本国的人文关怀，赈济震灾，无疑也是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