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不适用于“法无禁止即自由”

在昆明市14日召开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动员会上，市委书记仇和动员大家要把握发展大势，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4月15日《生活新报》） 仇和的确是一位敢想敢干的人物，去到哪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如果说从前的仇和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话，“没有明令禁止可以想、可以干”便是从理论层面亮出他的政治理念。由是观之，他过去大胆、出位的行政行为都是有理论依据的。 “没有明令禁止可以想、可以干”可以看作是思想解放的“仇和式”解释，提倡领导干部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冲破旧思维、旧习惯的束缚，执政为民要敢为、有为，本身没有错，但对公权而言，仇和的这种提议是有偏差的。 仇和所谓的“没有明令禁止可以想、可以干”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另一种诠释。“法无禁止即自由”是一条西方传统法律世界中的经典谚语，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近年来也被我们的法律界所接受。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只是对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为之。 对政府而言，则是相反的表述：“法无授权即禁止”——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之。因为政府掌握公权，公权是巨兽，有任意扩张与侵略私权的天性，因此必须要有法治的“笼子”加以禁锢与管束，这样才能保障公民“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权利。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法无授权即禁止”是“画地为牢”，只有“规定动作”而无“自选动作”，禁锢了政府的开放思想与创造精神，从而影响地方的发展，这恐怕是许多人难以接受的。其实，这是对法治的误解，法治只是要政府和公民一起在法律边界内活动，循规蹈矩，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就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呢？显然不是，法律没有也不可能扼杀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的天职。在法治的框图内，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大，并非要做一头脱缰的“野马”才能有所作为。 对于一向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来说，限制公权越位的冲动远比约束公权难，也要紧迫。因此，在各级政府正在转型为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仇和提倡“法无禁止即自由”是不合时宜的。